第72节（3 / 5）

，所以刘仁轨治军非常严明。刘仁轨率唐军转战百济，所向无敌。百济将军道琛率百济军在熊津江口（即今韩国锦江）立两道栅栏，抗拒唐军。

刘仁轨率部与新罗兵四面夹击，大败百济军，士卒争入栅内，由于便桥狭窄，落水及被唐军所歼达万余人。道琛连失两栅，遂解除对唐将刘仁愿的包围，退守任存城（在百济西部任存山）。刘仁轨见唐军少，就和刘仁愿合兵一股，养精蓄锐。

而苏定方带十万大军攻击高句丽都城平壤，由于久战在外，时值寒冬，各部将士无心再战，就连苏定方都开始动摇，最后苏定方带十万大军于二月撤兵归国。

唐高宗给刘仁轨诏书，让他率军归国，而且刘仁轨唐军将士也皆欲西归。刘仁轨客观、细致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，决定坚守百济，伺机出击。并说服了其他唐朝将军，一起留在百济。

百济各军汇聚，包围了刘仁轨，他们认为唐军孤城无援，即将撤退，从此未加防备。刘仁轨、刘仁愿知百济防卫松弛，遂七月趁其松懈，率部突袭，相继攻克支罗城（今韩国怀德）及尹城、大山、沙井等栅，歼敌及俘获甚众，分兵守之。

百济将军率军退守真岘城（今韩国镇岑县），凭借该城临江高险，又当冲要，严兵守卫。随后不久，刘仁轨伺其稍懈，率新罗兵夜至城下，驱众从四面攀草登城，天亮时占据真砚城，终于打通了从新罗运粮的道路，减轻了后勤压力，利于唐军持续作战。

刘仁愿遣使归国报捷，同时请求派兵增援。此时，唐高宗已得知倭国出兵增援百济，遂命熊津道行军总管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发山东水军七千人开赴熊津，援助刘仁轨。于是百济地区再次陷入僵持，双方都在等待援军。

倭国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为名，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领倾国精锐两万七千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，夺取了沙鼻歧，奴江二城，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。不久孙仁师率部抵达熊津，与刘仁轨、刘仁愿会师，唐军兵势大振。

唐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，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。会上有人认为“加林城水陆之冲，请先击之。”但刘仁轨觉得此举不妥，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，他说：“加林险固，急攻则伤损战士，固守则用日持久，不如先攻周留城。周留，贼之巢穴，群凶所聚，除恶务本，须拔其源。若克周留，则诸城自下。”

此举得到唐军诸将的一至认可，于是于是唐军分为二路：刘仁愿、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前进；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、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水军与粮船从熊津江入白江而下，和陆军会合，同攻周留城（在今韩国扶安，建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）。

九月初八，孙仁师等在白江打败百济残余部队及倭兵，攻克周留城。由于周留告急，倭将庐原君臣率水军万余渡海而来，准备自白江口登陆。刘仁轨率水军率先到达白江口。二十七日，倭国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口，两军遭遇。

当时唐朝水军为七千余人，战船170艘；倭国水军万余，战船大约有一千多艘。倭军虽在数量在多于唐军，但唐朝因国力强盛，经济发达，所造海船以形体高大、性能良好著称于世。

例如，意大利人菲勒斯著的《中世纪的中国与非洲》上记载：“中国大约从公元600年开始，就建造具有五层甲板大吨位的帆船。中国帆船的体积很大，抗风浪的能力很强。”唐代海船之大，可见一斑。

此外唐朝水军战船的种类也很多，据李靖《卫公兵法辑本·攻守战具》和李筌《太白阴经·水战具篇》记载，唐朝水军战船共有楼船、蒙冲、斗舰、走轲、游艇、海鹘6种。所以唐朝水军的战船在数量上虽处于劣势，但在质量上却远胜倭国战船。

并于这次海战，神州史书记载非常简略，而倭国史书则记载较为详细。对神州而言，这是局部战争；对倭国而言，则是旷世大战！由于唐朝水军先到达白江口，加上战船精良，刘仁轨遂采取疲敌之策，先抢占有利位置，列战船于白江严阵以待。

倭军到后，率先发起进攻，结果不利而退。而唐军仍坚阵而守。二十八日，倭国诸将与百济王在首战败于唐水军后，仍盲目地高估自己的实力，错误地认为“我等争先，彼应自退”，于是未加整顿部署，不观天气变化，便“率倭国乱伍中军之卒，进打大唐坚阵之军”。

刘仁轨见倭军来攻，充分利用唐军战船的优势，指挥水军将倭军的船只左右夹住，使其不得回旋，随后再施以火攻，一时“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。”经过激战，唐军四战四捷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
唐军焚毁倭军战船400多艘；击毙倭将朴市田来津；扶余丰趁乱逃奔高丽，其所佩宝剑被唐军缴获；王子扶余忠胜、扶余忠志和倭军残部投降；百济诸城全部归顺，百济再次得以平定，只有一座任存城誓死不降。

白江口海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战，因神州史书记载有限，所以鲜为人知。作战中，刘仁轨指挥有方，在兵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，先采取守势，而后因势利导，以己之长攻敌之短，并辐